新冠疫情暴发以来，各类健康码应运而生。全国各地、各行业出现了众多的扫描码，对疫情防控产生了重要作用。

但是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月星集团董事长丁佐宏发现，国家码、航空公司等的行业码、公司码，各地的省码、市码、社区码，甚至机场还有登机口码，一次出行需要多次扫码、多次填写个人的相同资料，且互不通用、互不相认。

目前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线的“防疫健康信息码”在各地并不能替代“散装码”。

这些“散装码”的出现，在防疫紧张的特殊时期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但在常态化的形势下也给公众的社会活动造成了困扰。从更深层次分析，如此采集强度、如此“散存”的个人活动信息，在防疫常态化后存在着信息被商业滥用的巨大风险。

事实上，由于个人信息的资源价值，各个层面都重视挖掘个人信息、行为模式等数据，导致个人信息使用不断膨胀和扩散，有的甚至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诈骗案件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迫在眉睫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19年3月，全国人大已将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纳入立法规划，建议加快立法进程。通过专门立法，统一对公私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，明确运营主体收集、使用个人信息的原则、程序和保密、保护义务，不当使用、保护不力的法律责任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督手段和处罚措施等。

不过，在防疫仍未结束的现在，丁佐宏建议，应改变“散装码”现状，以制度形式使国家版健康码成为唯一的“健康码”。

同时，对国家层面的健康码进行功能扩展，将健康管理与政府服务、经济信息统计、区域人口管理、社会征信等整合成一码，使其成为反映公民动态信息的“全能码”，并在新型基础设施的技术支撑下，成为现代化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。

清理、清退非国家层面的各类“散装码”，停止“散装码”的信息采集和应用，禁用并销毁已经采存的各类数据。

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应制度，对各种“散装码”清理清退之后违规应用、特别是将信息滥用于商业目的行为，依法给予严惩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兴山也建议，应明确运营主体必须依法采集、使用、保管个人信息，有明确正当的目的，符合“最少、必需”要求，并经过信息主体明示同意；注重平衡保护，在强调个人信息保密义务的同时，明确基于法律规定、社会公共利益、当事信息主体同意等例外规定，实现特定情形下个人信息无障碍流通；加强从业人员管理，制定信息收集、处理、传输、公开、使用规则，做好流程监控，一旦发生信息泄露事件，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同时将技术防护纳入法律规范，推动运营主体加大技防投入

明确“信息自决权”，赋予“被遗忘权”，赋予审查、拒绝权，赋予救济权，“比如，信息主体有权决定是否告知或允许他人利用自己的信息。建立‘知情同意’制度，只有信息主体知情同意，运营主体方可采集、保管、使用个人信息。”